独特的生命观

独特的生命观

一.人体观。在古代哲学‘精气论’、‘道器观’的影响下，《黄帝内经》将人视为精气聚合、离散之器，生命现象是精气升降出入运动的过程和结果，主要是从整体机能活动的方式、方法及其相互联系的‘道’的方面，研究生命过程及其机制与规律，提出‘以四时之法成’的生命机能结构学说，‘阴平阳秘’与五行生克制化的生命机能稳态学说，奇恒、回转的动态生命过程学说，集中体现在藏象、经络、精气神等理论中。

二.疾病观。在‘奇恒常变’观念的指导下，结合丰富的医疗实践，《黄帝内经》确立了有关疾病的理论。关于疾病的概念，诸凡饮食起居、劳作情志等一切身心活动反生理之常者，均可使阴阳失调而致病。它不以形质结构及其物量变化的超标作为衡量疾病与健康的单一标准，而是更强调整体机能的紊乱与失常。关于疾病的发生，《黄帝内经》以‘邪正相争’阐明其机理，以六淫疫邪侵袭，饮食、劳伤与七情失调概括其致病方式，从致病因素与机体抗病能力相互作用的结果，审求其病理意义，即‘审症求因’。关于疾病变化的机理，《黄帝内经》着眼于宏观、动态地分析其整体机能失调的方式、状态和过程，提出了以脏腑、经络、气血津液病变为基础的疾病传变等理论，成为临床诊病论治的理论基础。

三.诊治观。《黄帝内经》提出审机论治的诊治原则，是辨证论治的雏形。审机，即审查病机，就是通过对临床病症的收集、整理、分析、综合，确定其病变本质。它是对疾病过程中致病因素与机体相互作用所产生的整体机能失调之本质概括，因时而异、因人而别，作为诊断过程，后世演化为‘辩证’，于是‘证’成为诊断和治疗的关键，由此决定了中医治疗学的基本特点是在整体机能协调的基础上，将治疗个体化，强调治患病之人；提倡各种方法配合应用，强调综合疗法；在治人与治病的关系上，更重视人；在整体与局部、机能与形质关系的处理上，更重视整体、重视机能；对于疾病的预防上，提出以增强体质为核心的健身防病思想，有效指导了各种自我健身法 实施，在世界保健医学上独树一帜。

《黄帝内经》医学论著写于诸子百家学术争鸣的年代，与诸子之学相互唱和，对诸子学说多有吸收，并深受其影响。从文本上看，黄老道家、《周易》与《黄帝内经》关系最紧密。还广泛吸收了天文、历法、地理、气象、生物、社会、心理、哲学等中国古代传统的人文、自然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与成果，说明医学与其他自然以及人文学科的研究方法与成果，说明医学科学与其他自然以及人文学科之间的密切联系，是一部关于哲学和自然科学的综合著作。西方有的医学家认为与其说医学是自然科学，不如说是社会科学更为合适。与人有关的学科就不仅是自然科学所能涵盖的，必然蕴涵着社会文化的内容。中国古代的医学家从来没有把医学看成是为医学专家所垄断的孤立的专门学问，而是把它放在天地自然和社会文化的大视野中来思考。所谓“道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长久”（《素问.气交变大论》）。这种学科间的联系、渗透、融合，正是中医至今仍有强大生命力的根本原因。《黄帝内经》的医学理论之所以与诸子百家之学有着如此密切的关系，是因为中国古代的学术史一个统一整体。中国古代的学问并不像源自西方的现代学术那样有明显的学科划分，而是存在一个普遍的大道贯穿于一切学术之中。不同的学术都是同一个大道的显现。古人把包括人在内的整个宇宙看成是一个大生命的流行化育的揭示，医学与其他学术之间并不是外在关系，而是内在统一的，都是关于生命的学问。

《黄帝内经》与中国古代文化是一个博大精深的整体，理解《黄帝内经》的医学也必须进入中国文化这一大背景才行。因此，在注释时多引证诸子之言，以加深对其思想的理解。古人讲做学问要懂得溯本求源，既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这样才能把学问贯通起来，才是真学问，因此，在注释某些词语时，阐明其词义由来的逻辑关系，力求使读者逐渐养成求索语源、贯通学问的习惯，才能进入中国医学这一智慧的殿堂。人类在探索未知世界时，最难认知的就是人类自己，人是既开放又相对封闭的复杂系统，生命活动不仅随着自然界时空的变化而变化，同时要承受人类改变自然、征服自然所带来的结果，如环境污染、气候暖化、辐射侵袭；还要面对社会发展带来的精神压力，物欲膨胀、内心失衡，这是全人类共同面对的挑战。